我之所以仍把它称为遐想，是因为它并没有普遍化，更谈不上制度化，还处于零星的、逡巡的、甚至受阻的阶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二是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新时代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根本保障，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为根本目标，以深化法治领域的改革为根本动力，全面推进国家治理领域的现代化变革。儒家则是入世的，经世济民的，儒家所阐释的道，起于人性，专注民本，化为德礼，更贴近人类社会。

所以，道与您的政治统一并不违和，反而应是政治统一的中坚，更一般地说道是政治统一的根本遵循。姑且不说现在时髦的文明型国家和超大规模型国家的划分是否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就您对政治统一的理解来说，是和中国的大一统是有质的区别的。这样的道不能解您之惑吗？我和敦友的努力，不能令您满意，这无妨呀，以您的年青、活力、智慧，完全可以接着讲，或者另外讲，这是我们所期待于您的，为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出您耀眼的光芒。这可能与中西思维模式的区别有关：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西方人习惯于以概念（concept）为基础的推理模式，中国人则习惯以意向（image）为基础的思维模式。

国东叩首2021年11月14日国东教授，您好。诚然，政治疆域的广大统一，最高领袖的权威，是大一统的要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的一统，非此而不能有大一统。

您建议我用古典中国的道论思维化解我力图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匹配的政治价值，以完成我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时面临的各种学理张力。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另一方面，依我个人鄙见，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道在子学时代的各家中理解是不一样，您这里理解的道，是属于道家一脉

我原认为我们是学术上的同道，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看来是我有僭了。近有成吉思汗横跨欧亚的世罕其匹的帝国，开始不久就分崩离析。两者尽管相关，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政治统一预设了对某种在政治上具有专断性的事物（政治疆界、最高领袖的权威等）的合理性，‘道论思维则预设了凸显超越现世秩序（‘势）的天道秩序（‘道）的正当性。您对道的抵拒，还反映在您的这段话中：‘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

在很大程度上，尚贤已经吸纳了道和民本。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赵汀阳老师所说的漩涡模式，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传统中国是如何化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的：以中原地带为核心的文化圈之于四夷的文化向心力，就像漩涡一样不断吸引着中原以外的征服者，并使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明的被征服者。远有秦始皇、亚历山大的统一帝国，但无有道的一统，很快就崩解了。

就拿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是人道衰微，民生凋敝，道德窳败的恶果。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以清代为例，其政治统一的维系，至少在边境地区，并不依赖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道论思维，而主要依赖一种王者无外，天下一统的政治文化，以及像通过土司制度（西南地区）、盟旗制度即扎萨克制（内外蒙古诸部）、伯克制（维吾尔地区）、册封和金瓶掣签（西藏地区）等带有自治色彩的制度。因此，我个人仍愿意带有敬意的先生称呼您。按照艾森斯塔特、史华慈、余英时等论者的解读，像中国、西方及印度等这样的轴心文明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200年）所实现的文化跃升，就是在文化中把超越秩序高于世俗/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制度化——只不过中西方关于超越性来源的理解，有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的分野。但我们不宜过于浪漫化地夸大道论思维这一文化要素的作用。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道在子学时代的各家中理解是不一样，您这里理解的道，是属于道家一脉。

一旦不折不扣地践习尚贤，它们都可为其吸纳。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言而喻的。

道友是一个很别致的称呼，但它不免让我想起它最原始的含义，即道士之间修道之友的互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论思维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对于维系中国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统一，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我个人体会，相比道民本，尚贤和大一统是更具有结构性、也更具制度关联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依我个人鄙见，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这种文化向心力的核心，当然包括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即古典中国儒、墨、道诸家所共享的道论思维。方宇军2021.11.19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既然您不喜欢道友的称呼，我就改回来吧。何况您作的是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课题，为何不在中国的传统资源中汲取其精华呢？您说您不能接受道论思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

姑且不说现在时髦的文明型国家和超大规模型国家的划分是否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就您对政治统一的理解来说，是和中国的大一统是有质的区别的。不过，我并不介意您以道友称呼我——就像我们俩之间存在的众多分歧一样，让它们如其所是地存在，不强求一致，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真实一些。

关于你提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道、民本、尚贤、大一统），我之所以只论及尚贤（贤能政治）和大一统（政治统一），并不是不认可你的这一判断。正是这种超越秩序高于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为以士君子为代表的精英人士推动超越秩序（符合天道的秩序）在现实世界的实行提供了功能空间，从而为以尚贤为基础的中国式贤能政治的运行提供了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文化背景——质言之，由轴心突破产生的士君子道尊于势的文化传统与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传统是相因相成的。

中国的大一统，主要是道的一统，虽然董仲舒把它换算为儒学一统，根本上也是儒家理解的道的一统，这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问(亦称天人三策)中表现出来。即使以问道之友志同道合者赋意，我总觉得有些过于张扬了，而我更喜欢心神内守的感觉。诚然，政治疆域的广大统一，最高领袖的权威，是大一统的要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的一统，非此而不能有大一统。所以，道与您的政治统一并不违和，反而应是政治统一的中坚，更一般地说道是政治统一的根本遵循。

不过，请恕我直言，你的建议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学理情境中。……‘道论思维就集中体现了基于‘意向的推理模式。

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总体上讲，道家是遁世的、消极的，虽然其中有深刻的含义。

这样的道不能解您之惑吗？我和敦友的努力，不能令您满意，这无妨呀，以您的年青、活力、智慧，完全可以接着讲，或者另外讲，这是我们所期待于您的，为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出您耀眼的光芒。这涉及我们对中华轴心文明及尚贤的理解。